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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皇家科学院华人院士陈德亮

发表时间: 2021-06-23

  在一年一度象征着世界科学最高荣誉的诺贝尔奖公布之际,三联生活周刊通过邮件采访了瑞典皇家科学院华裔院士,陈德亮教授。陈德亮 1961年7月出生于江苏省泰州市,是世界著名气候学家。198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1992年获德国美因茨大学地球科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导师之一是199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Paul J.Crutzen),他在2000年成为瑞典哥德堡大学物理气象学终身教授。

  能否向国内的读者简单的介绍一下瑞典皇家科学院?除了每年评选诺贝尔奖得主之外,皇家科学院还有哪些日常活动?

  瑞典皇家科学院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性的,以促进和加强科学的社会影响力为目标的机构。科学院内共有10个学部(class),我在地球科学学部。院士们会提供咨询意见,举办学术会议,在科学院所属的研究所进行研究,参与评奖,选举院士有关的工作,学部院士们大约每两个月开一次会议。另外,有几个永久性的委员会是由来自不同学部的成员所组成,他们大概每年开两次会。

  科学院同时也运作着几个科学基金(例如BERGIUS基金)和研究所(例如BEIJER生态经济学研究所)。除了诺贝尔奖以外,科学院也还有其他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奖项,例如克拉福德奖(Crafoord Prize)和斯德哥尔摩水奖(Stockholm Water Prize)。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世界科学界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例如,它是国际科学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的关键成员,尤其是在环境发展和可持续性研究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被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是对一位科学家的科学成就的认可。因此,想要保持一位院士的高水准,他需要积极的参加各种科学活动。举例来说,在全球科技进步与世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一些科学院院士组织和领导了针对一些世界性科学议题的学术讨论,在一些国际活动和研究计划中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了对世界科学界做出积极的贡献之外,科学院院士也会为瑞典政府和公众提供独立的客观分析和建议,为政策制定提供各种依据。院士们同样需要为加强中小学和高等教育而努力,对杰出的科学家给予认可,包括诺贝尔奖的颁发,并且提高大众对于科学,工程和医学的理解。

  科学没有边界。在这个意义上,两个国家都有着与西方科学传统一致的价值和标准。当然也会有区别,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1)在瑞典更容易就一个科学问题开始一场自由的,开放的,批评性的讨论。2)总体来说中国人对于有成就的科学家更为尊重,而瑞典人对于有创新性的工作则更加看重。3)根据不同的表现,中国对于科学家的激励和惩罚都更多,而瑞典对于研究者的表现则更加宽容。4)在瑞典,对于长期效应和可持续性的考虑更多。

  您在中国,德国和瑞典几个国家都有求学和研究的经历,能否谈一下您个人认为在哪个国家,哪一段经历对您影响最大?

  无论是学习做人还是学习做科学研究,这三个国家对我都有重要并深刻的影响。如果要我选择一个国家,我会说在德国接受教育,与欧洲文化直接接触,积累工作经验等方面的经历对我日后事业发展和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训练都至关重要。在德国五年多的时间把我引向了一个此前从没经历过的多彩的科学世界和文化世界,这段经历也让我对于自身的文化背景有了更深的理解。比如说,尽管在去德国留学之前我学了多年的英语,我认为我的第一外语是德语。语言的作用远超过一种单纯的交流工具,在其中还嵌入了历史,哲学和文化的沉淀。对德语的零距离接触和反复揣摩对我来说就像是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对于这个世界和自己都有了独立,深刻的认识,重新塑造了我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在德国花一些时间来学德语相比于我在中国花费很多年来学习英语更有价值。

  是因为云彩。从小时候开始我就对看上去可以变化无穷无尽的形状的云感到着迷。这让我开始对于气象学感兴趣,后来是气候科学。我在读博士期间建立全球气候模型的时候开始对于气候科学发生兴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于地球系统科学就有了广泛的兴趣,而这门学科依赖于发达的气象科学,尤其是“气候系统”概念的创造。

  您研究物理气象学,请问这个学科主要是把物理学的哪些领域与气象学研究相结合?它对于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理解有什么样的帮助?又有哪些实际应用?

  气象物理学是以物理学为基础的。我的研究重点是气候系统,这个系统现在已经被扩展到包含了人类系统在其中,因此发展出了地球系统科学(Earth System Science)。这类研究的一个好例子就是研究人类活动对于气候所造成的影响。研究地球系统如何运作,气候变化对于社会有何影响,想要实现全球的可持续性发展都需要做出哪些努力,可以帮我们发展科技并且规划下一步的行动,并以此来影响政策的制定,最终达到减少释放温室气体,避免造成危险的气候变化的目的。

  您在德国的博士导师之一,保罗·克鲁岑就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而您现在是评选诺贝尔奖的机构,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院士,能否谈一下您对于诺贝尔奖的看法?这样一个著名的科学奖,对于世界科学的发展和传播有哪些作用?

  在我看来,诺贝尔奖成功的历史(我只评论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科学奖项)是由这个奖项评选规则的成功设计而决定的,它有一个国际性的委员会及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进行慎重的考虑和选择。严格的保密制度也使其最终的选择值得信赖。诺贝尔委员会及瑞典皇家科学院为了选出真正伟大的,真正有长久影响力的科学发现而投入了巨大的努力。最后一点可能听上去有些保守,因为一些新的发现可能不会马上就被任可,但是这个传统确实有助于保持诺贝尔奖杰出的声誉。

  这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发现都是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有助于在人类社会中提升科学的地位,展现科学的价值,为研究者们树立起榜样,并且起到很大的激励作用。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对于西藏的环境变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我和中国的学术交流主要是关于环境变化和西藏水循环系统的影响。我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副教授。我参与了的一项由中国同事们发起了名为“第三极环境”(Third Pole Environment,)的国际研究项目。最近我与姚檀栋院士等100多位中国科学家一起完成了《西藏高原环境变化科学评估》。报告综合评估了青藏高原从过去2000年到未来100年的环境变化,为青藏高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有力指导。

  我可以讲在瑞典的中国学生的很多优点,但是我想指出中国学生们两个主要的不足,我相信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是促使人实现进步的最好方式。第一,对于没有很多中国学生积极的学习瑞典语我感到很遗憾,对我来说,这就等于失去了进入瑞典社会和文化的机会。了解其他形式的文化也有助于理解自己的文化,在瑞典说瑞典语同时也有助于更有效的沟通。第二个印象是中国学生在工作上主动性不够。在瑞典,积极地参与很重要,任何人都应该积极的投入,而不是被动的参与。除了这些之外,我认为这些年来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和自信心都有很明显的增强,这是个很大的进步。有些学生也有了文化上的敏感性,这对于有效的学习和进行社交都很有帮助。

  我希望对学生们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利用一切机会,抱着开放的心胸来探索世界,并且最终确定你的能力和目标。科学研究非常有意思,但是同样也有其它同样让人激动的选择。你周围的人会对你有很多的期待,也会让你感到压力,但是这些不应该是你做出选择和发展的理由。你需要自己决定的发展轨迹和规划,而你对这个世界和你自己进行诚实的思考是对你自己发展的最大支持和动力。对于年轻的研究者们也是一样,如果你选择科研道路,你就必须保持对于研究领域有兴趣,独立和进取。

  保罗·克鲁岑(Paul J. Crutzen,荷兰科学家,199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我的博士导师。关于兴趣和好奇心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克鲁岑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最初是一个电脑程序员,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桥梁建筑的工程师。但是出于对于气象学的兴趣他开始学习这门科学,同样出于兴趣和好奇,他还进行了多项科学研究,包括后来让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对于臭氧层空洞的研究。我对于他出色的语言和交流能力印象非常深刻,他能够流利的讲多种语言,我还曾经看到他作为一位科学家和积极的市民,与一位政治家进行非常切实的交流。

  我想讲一个小故事。在2011年我被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的一个研究中心邀请去做一个讲座。就在我要开始的时候,保罗走了进来,我和主持人(约翰内斯.俄斐(Johannes Orphal)教授,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校长)都很惊讶,因为我们事先并没有邀请保罗来参加这个讲座(那时他已经78岁,居住在另一个城市并且已经退休了)。实际上是保罗决定从他所在的美因茨坐火车来到卡尔斯鲁厄,只是为了来听我的讲座并和我讨论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未来。

  我看到网上介绍说您青年时代喜欢弹吉他,现在是否还有这个爱好?瑞典是个音乐大国,您喜欢参加各种瑞典音乐节吗?

  我现在仍然保持着这个兴趣,但是现在没法每天都练习了。所以大多数时间我都是听别人演奏。幸运的是我的一个儿子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吉他手。瑞典是一个热爱音乐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特点之一就是为每个小孩子都提供非常好的音乐教育,这在其它国家是很难想象的。音乐是瑞典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很少参加音乐节,但是我很喜欢经常去欣赏交响乐和歌剧的演出。

  对于我走上科学的道路,我父母对我只有有限的间接影响。如同所有的中国父母一样,他们希望,鼓励并支持自己的儿子在学校里取的好成绩,并考上一个好大学。这对于一个中国孩子来说当然非常重要,并且也对我日后从事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我看来,中国的中小学和大学教育的水准都是很不错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